四年前，當我站在安徽宣城揚子鱷繁殖研究中心的塘壩上時，的確一時難以將眼前“鱷頭攢動”的景象，和這種動物極度瀕危的處境聯系起來。
保護區內“成堆”的揚子鱷。圖片：網頁截圖那是一次受邀訪問，主辦方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將近年來的揚子鱷保護成就予以宣傳——在今天，至少有1.7萬頭揚子鱷生活在安徽、浙江的兩個保護區以及南京的一家繁殖場中。而在安徽和上海，揚子鱷的再引入計劃也已經實施了十幾年。
僅從人工繁育這個角度看，這確實稱得上一項成就。
戲劇的是，宣傳在不久后戛然而止：在這一年的10月，中央電視臺曝光了宣城某開發區對揚子鱷保護區雙坑片區核心區的違規占用。本就狹小的核心區內擠進了200多家企業項目，保護區管理部門甚至修改了核心區的規劃，最適合揚子鱷生存的河流和濕地，盡數被工業園區覆蓋，留給揚子鱷的“新核心區”，幾乎完全由完全不適合揚子鱷生存的山地構成。
報道一出，舉國震驚。
被占用的揚子鱷雙坑片區核心區。圖片：《東方時空》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歷史上大多數時候，揚子鱷都不曾享受過這樣的萬般矚目。
在漢代許慎所著作的《說文解字》中，揚子鱷的形象和今天迥然不同——它只是一種“似蜥蜴，長一丈”的“水蟲”。與南國水域中可以噬人的鱷相比，古人更愿將吻部粗短、僅能捕食魚以及螺、蚌的揚子鱷單列為一類——鼉（tuó）。
雖然被稱為揚子“鱷”，但其實揚子鱷屬于短吻鱷科 Alligatoridae而非鱷科 Crocodylidae。與鱷相比，短吻鱷的吻部更寬。另外從側面看，鱷的下牙也會露在嘴外面，而短吻鱷只有上牙外露。圖片：Greg Hume / Wikimedia鱷科的灣鱷，可以看到外露的下牙。圖片：Crisco 1492 / Wikimedia順著這個已經被逐漸淡忘的古名尋去，不難發現，揚子鱷在古代文獻中頻繁出現。
唐代詩人皇甫松的《大隱賦》中有“鼉鳴雨天”，許渾的《閑居孟夏即事》中有“鼉鳴江雨來”，二者都描述了揚子鱷在下雨前吼叫的物候現象。樂府詩《白鼉鳴》中寫到“六月人家井無水，夜聞鼉聲人盡起”——聽到揚子鱷吼叫，值得祈盼雨水的人們慶賀。
揚子鱷在降雨前吼叫的自然習性，被農業文明賦予了吉祥的寓意。
揚子鱷吼三吼，老天都要下大雨。圖片：Heather Paul / flickr但這種寓意并沒有把揚子鱷推上“神獸”的寶座。《詩經·大雅》中有“鼉鼓逢逢”的說法，其中“鼉鼓”就是用揚子鱷皮制作的鼓。文獻記載，以揚子鱷皮制作的鼓寓意吉祥，聲響巨大，歷來是戰場上鼓舞士氣的不二之選。
不管是以揚子鱷的叫聲預測天氣，還是取其皮制作戰鼓祈福，都側面反映了古人對揚子鱷的頻繁利用。這種利用甚至并不局限于揚子江沿岸——實際上，揚子鱷和長江的綁定僅僅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
山東兗州的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了數量頗豐的揚子鱷骨，上面有明顯的燒灼和切割痕跡，這足以證明被端上餐盤的揚子鱷，只是附近溪流中的尋常食材而已。而在內蒙、甘肅甚至新疆準噶爾盆地的古老池沼里，都曾留下揚子鱷的足跡。
曾經遍及華夏大地的揚子鱷，如今已經退居到長江流域。圖片：vivtony00 / flickr在文明進入有文字記載的近幾千年里，揚子鱷更是被各地的人們忠實地記錄著：在戰國時期，揚子鱷還常常出現在西安附近；到南北朝時期，淮河流域也較常見到揚子鱷；及至唐宋時，西到江陵，東至太湖，北到隍崗、淮河以南，南到常德、紹興，均有揚子鱷分布；而直到明清時期，揚子鱷才為長江流域獨有。
但當1879年，法國博物學家阿爾伯特·奧古斯特·福威勒（Albert-Auguste Fauvel）首次對揚子鱷進行科學描述并命名時，曾遍布華夏、廣為人知的揚子鱷，已經成為偏居長江中游一隅的區域物種。
揚子鱷并非唯一一種在中國逐漸退卻的物種。幾乎在同一歷史尺度下，亞洲象、犀牛和南方沿海的灣鱷也一同隕落。
的確，我們不能排除氣候變化的因素——先秦乃至上古時期的溫潤氣候，為這些物種拓展到中原以北提供了條件；而之后氣候逐漸干冷，也自然會造成它們棲息地的萎縮。
但值得玩味的是，和總體緩慢而穩定的氣候變化不同，動物的消退似乎是個加速的過程；而這一加速過程，和農業文明的發展有著驚人的吻合。
農業對土地的需求，或許是這種消退背后更重要的推手。當興盛的農業文明滋養了龐大的人口，人和野生動物之間的土地之爭，自然愈發激烈。而揚子鱷對濕地環境的苛刻需求，讓它們在這樣的沖突中變得十分脆弱。
人口增加后的填沼造田，將揚子鱷的部分棲息地徹底消滅；而農田對灌溉的需求，又使溪流徑流減少。萎縮后的濕地承載力降低，不僅無法為揚子鱷提供充足的食物，也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
隨著棲息地的消失，揚子鱷的活動范圍也在不斷縮小。圖片：muzina_shanghai / flickr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人口的急劇膨脹和人類活動的影響，特別是農藥和化肥的大量使用以及工業廢水的排放，揚子鱷的自然生境受到嚴重破壞。1981年，中美專家聯合調查預估，野生揚子鱷種群只剩300~500頭左右了。
盡管我國在隨后出臺了一系列對揚子鱷的保護政策，但到2005年，我國最重要的揚子鱷棲息地——安徽省南部的揚子鱷保護區內，只剩分布在至少 19 個相互隔離的生境中的120頭揚子鱷了。
在安徽揚子鱷保護區中，我們能見到這樣的奇景——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被分割為13處保護點。幾年前，保護區根據土地實際被占用情況進行了規劃調整，調整后的揚子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范圍由原來的4.33萬公頃銳減至1.86萬公頃。而在2018年央視曝光之前，保護區管理局甚至都沒有這些片區土地的使用權。
就地保護未能立刻扭轉揚子鱷的頹勢，人工養殖計劃隨即被寄以厚望。但當孵化和繁育難關被相繼攻克時，人工繁育卻無法避免遺傳多樣性缺失的難題。
在安徽繁育的一萬多頭揚子鱷，都是76頭野生祖先的后代；而臨近的浙江長興保護區內的人工種群，則是3頭野生個體的后代。更棘手的是，已經繁育的人工種群面臨無處野放的困境——如果連保護區核心區都不能避免被開發的命運，不被保護的其他濕地自然更難有適合揚子鱷的生境。
出生不久的小揚子鱷。圖片：Berthold Werner / Wikimedia在央視記者暗訪時，正在保護區核心建設的某度假村工作人員坦然對答：“一般有國家珍稀保護動物的才叫保護區，這里沒有，怎么會有保護區呢？”
很不幸，這句話頗為刺耳，卻也是事實。
曝光與問責并非毫無作用。在2019年，我們又等到了安徽揚子鱷保護區的規劃調整，新調整后的保護區面積減少了300公頃——已經被開發成工業園的部分，當然已經無法復原。好消息是，遲緩多年的土地流轉終于開展，核心區內的人類活動也有了明確的轉移計劃。
這或許又是一個成就。希望這次的成就，能夠真的成就揚子鱷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