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就是意想不到。誰能想到，一款看起來無聊透頂的《旅行青蛙》手游突然爆紅呢?一夜之間，朋友圈“聽取蛙聲一片”，滿屏都在曬自己與“蛙兒子”的親密接觸。這是一款“佛系游戲”，養活手游里的“蛙兒子”毫不費力，只要記得收割三葉草，給它收拾行李就足夠了。但你有沒有想過，現實生活中養蛙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呢?當然，我說的是作為寵物而不是菜肴。
其實，中外養蛙、訓蛙的記載由來已久。西方有馬戲團訓練青蛙跳遠、舉重。我國的訓蛙史也不算短。至晚在元明之際，這已是雜耍行里比較成熟的行當了，一般稱為“弄百禽者”。話說浙江杭州有個文人叫陶宗儀，此人十分好學，勞作間隙還在學習，一有心得就找張葉子記下來，貯藏在甕中，埋在樹下，經年累月攢了數十甕，后來整理成一部《輟耕錄》，成語“積葉成書”就從此而來。在這部書的“禽戲”條中，記載了杭州的“蝦蟆說法”：
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于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余八小者左右隊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作數聲。既然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
到了清代，類似的表演更流行于市井。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寫到，聽他的朋友王子巽說：“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于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云鑼之樂，宮商詞曲，了了可辨。”康熙時徐岳《見聞錄》中的訓蛙“奇技”規模更大，一只大蛙帶二十四只小蛙，而且難度系數也更高，不是簡單地鳴叫，而是有節奏地隨著曲子“唱歌”了。訓蛙師把蛙從“囊”中放到方桌之上，列隊整齊，然后“依曲撾鼓，蝦蟆聲應拍不亂”，“按古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亮”。
或許和承平日久，游嬉流行有關，這一時期養蛙的記載真不少。袁枚的《子不語》中說，他幼年時在杭州葵巷見過耍蛙的，也是一大八小，小的圍繞大的坐，耍蛙人下令：教書。大蛙開始咯咯叫，小蛙也跟著咯咯一片。耍蛙人又下令：止。蛙就都不叫了。袁枚生于1716年，即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共執六十一年，以常人四五歲記事而論，袁枚幼年記憶應在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到了乾隆之時，錢泳在《履園叢話》專門梳理了中國雜技之源流，把“蝦蟆教學”作為一種，和“抽牌算命”“蓄猴唱戲”“螞蟻斗陣”“弄鼠攢圈”等統歸為“以禽獸蟲蟻而為衣食者”，這大概可算作職業“養蛙人”了吧，養蛙對他們而言，不是一種愛好，而是一門生計。他們對“蛙兒子”可能也有情感寄托，但更重要的卻是經濟來源。
或許是因為水田適合蛙的生活，養蛙訓蛙的記載多在江南。浙江吳興人朱梅叔的《埋憂集》中有“田雞教書”表演的記載，十分生動：
有人于市上出一小木匣，啟其蓋，取橫木一條，廣半尺余，高寸許，下有絲足，橫列柜上。向匣中罵喌喌數聲，倏有一蝦蟆躍出，以前兩足案橫木上，南面而踞。既定，其人取小板拍一下，于是蝦蟆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齊鳴。既蝦蟆閣閣亂鳴，則小蛙亦閣閣亂鳴不已。久之，其人復取板拍一下，則蝦蟆止不復鳴，諸小蛙亦截然而止矣。其人復喌喌呼之，蝦蟆仍躍入匣中，諸小蛙亦相隨入，謂之田雞教書。
這一場景出現在同治年間。我們可以看到，此時的訓蛙技巧比起康乾之世又有進步，青蛙不但會根據節拍指令鳴叫，竟然還能抬起前爪，萌萌地按在橫木上了。光緒年間的《點石齋畫報》上刊登過《蛙嬉圖》，青蛙在令旗的指揮下鳴叫、跳躍。
可惜，再往后，訓蛙之技大概在江湖上失傳了。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地現身已是民國時期。當時北京的雜耍集散地天橋，忽然出現了一個老頭，又干又瘦，黃胡子黃眼睛，沒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來自何方，以一手“蝦蟆教書”和“螞蟻布陣”的絕活吸引了許多人，和表演滑稽二簧老云里飛、耍狗熊頂碗的程傻子等躋身第二代“八大怪”。自打老頭兒消失后一百多年，我們再也沒有得到養蛙人的消息，直到《旅行青蛙》橫空出世，我們都成了養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