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九錫”這個動作的出現就是權臣的刻意策劃，目的是給自己的篡位增加合法性。
“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按照中國古代傳統政治理論，帝王之所以是帝王，臣子之所以是臣子，依靠的并不是武力脅迫，關鍵在于由綱紀確定了雙方的名分；等級分明、上下有序，君與臣、不同級別的臣子，享受的禮儀、使用的器物等規格都是嚴格區分開來的，若果私自違背規則亂來，那就是“僭越”。
所以孔子才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分、器物，是區分身份、體現等級制度、實現政權體系穩固的根本所在。這就是為什么在古代，爵位/官職紛繁復雜、所對應的待遇嚴格區分，目的就是為了以嚴格的等級制定規矩、保穩定。
如果想領略古代的規矩有多系統、復雜，可以查閱儒家經典《禮記》。
大一統時代，雖然傳統的禮制已經崩壞，但士大夫階層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動搖，他們是任何王朝都必須依賴的統治基石；同時，得民心者得天下，約定俗成的理念、人們心目中樸素的正義觀，都是統治者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因素。
所以，歷代統治者（只要頭腦正常）都會重視自己政權的“法理性、正義性”，具體來說，就是讓自己的統治權符合儒家傳統政治理論，連篡位者也不例外。
王莽大一統時代的首個篡位者——王莽，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合法禪讓”流程；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加九錫”。
說到王莽，首先會想到他是外戚；但他之所以能夠奪取西漢大權，外戚身份只是敲門磚，儒生集團的支持才是關鍵。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西漢王朝形成了規模龐大、構成官僚集團主體的儒生群體，他們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影響不斷上升，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理想，其中的重要一點就是“圣君治國”觀，當初推動尊儒的董仲舒曾強調“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即帝王只有具備了相應的德行，才會天賦皇權。
這種理論，很好地幫助西漢統治者鞏固了政權。但萬事皆有兩面性，西漢末期，政治逐漸陷于混亂、腐敗，以外戚集團為代表的統治者們“各從其欲，欲所無窮”，西漢帝國則矛盾重重，“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并起”，讓儒生階層中興起了一股“厭漢”的情緒，他們期待一位德行“足以安樂民者”的圣君出現。
出身外戚、但本身卻是一名標準儒生的王莽，就以這種形象登上了歷史舞臺。在儒士集團的支持下，他完成了由“名儒”向“圣君”形象的過渡，并且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合法篡權”流程，大致分為三步：
第一步是輿論營造，主要是利用儒生的話語權，操控社會輿論，人為制造天象、祥瑞、讖緯，以彰顯“天意”；第二步，被封為安漢公、宰衡，并受賜“九命之錫”。
所謂九錫，可以理解為九賜，原指天子賜給臣子的九種器物，都包含在《禮記》中，分別是車馬、衣服、樂縣（鐘磬類樂器）、朱戶（紅漆大門）、納陛（階梯）、虎賁（衛士）、斧鉞、弓矢、秬鬯（香酒）。
按照《周禮》、《禮記》的說法，官爵有九個等級，“上公九命”則是最高的等級，于是王莽將“九”與天子的御賜結合，用以體現人臣的最高禮儀。
與此同時，王莽還正式“開府”，建立了一整套獨立于朝廷之外的行政機構，為后來取代朝廷中央政府打下了基礎。
第三步，在獲賜“九錫”四年后，王莽逼迫王太后交出傳國玉璽，接受孺子嬰“禪讓”，正式登上天子之位，改國號為“新”。
王莽就這樣，王莽在中國封建時代首創了權臣篡位的先河，而他在這個過程中的一系列做法，也被后世的“同行”奉為標準指南。
比如，必定操縱輿論、制造祥瑞，體現自己是天命所歸，最經典的莫如趙匡胤的“點檢為天子”；受賜“九錫”、獲封王、公，建立屬于自己的行政機構，實現取代原有王朝中央政權的無縫銜接。比如曹操受封魏公、建立魏國；司馬昭受封晉公、搭建自己的領導班子，為下一步奠定基礎；最終目的就是“禪讓”，原有皇帝“禪”、權臣必須要“讓”，無論自己內心多么渴望帝位，但一定要有再三推辭的動作，最終在眾人的再三請求下“不得已”接過皇帝之位。
可以說，王莽是權臣屆的“教父”。在后世，幾乎所有接受“九錫”的權臣，都具備自立門戶、鳩占鵲巢之心，這不是什么巧合，就是行業潛規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