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是小兔子》 （上海《立報》，1949年3月19日） 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第四次畢業攝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錢玄同、蔡元培、陳獨秀、黃侃，1918年6月）
2023年是農歷兔年，上世紀初，北大文科教員的預備室恰巧有幾位生肖屬兔的教師，閑時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所在之處遂被稱為“卯字號”，而與之相關的人物故事種種，也在后來慢慢成就了現代學林里的一段“佳話”。
北大“卯字號”
其實是文科教員的預備室
1948年9月，周作人在苦雨齋中寫下一篇《紅樓內外》。一個月之后，10月25日，此文在上海《子曰叢刊》第四輯上刊發，署名“王壽遐”。此文一度被視作憶述北大舊事的名家名作，至今影響不絕。
文中開首的章節，題為“從卯字號說起”，將北大“卯字號”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卯字號”這個概念，也就此從“五四”運動前后的北大校史中被拈提了出來，成了后世讀者所津津樂道的一個“掌故”。
十余年之后，時至1961年2月，《紅樓內外》一文，又被著名報人曹聚仁收入《知堂乙酉文編》一書，在香港初版印行。同年10月，周作人將此文的“卯字號”部分內容單獨提出，增訂為單篇文章，并接連寫下了三篇《卯字號的名人》，納入《知堂回想錄》書稿之中。周氏逝世三年之后的1970年7月，作為周氏晚年回憶錄的《知堂回想錄》，仍然在香港交由聽濤出版社印行。
所謂“卯字號”的緣起，周作人“從卯字號說起”，開首一段就說得很是清楚明白：
……民七以前，北大紅樓正在建筑中，文理科都在馬神廟的四公主府，而且那個迤東的大紅門也還沒有，只從后來所謂西齋的門出入。進門以后，往東一帶若干間的平房，不知什么緣故普通叫做“卯字號”，民六時作為文科教員的預備室，一個人一間，許多名人每日都在這里聚集……“卯字號”最有名的逸事便是這里有過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這件事說明了極是簡單，因為文科有陳獨秀與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則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適之、劉半農、劉文典。
原來，“卯字號”不過是北大文科教員的預備室，其稱謂來由，周氏任教北大時，也“不知什么緣故”。不過，“卯字號”里經常出現的教員里，有五位生肖屬兔（即生于農歷卯年）的名士，倒是令這個“卯”字落到了實處。年紀大一輪的兩個“老兔子”，有陳獨秀與朱希祖是己卯年（1879年）生的；年紀小一輪的三個“小兔子”，有胡適之、劉半農、劉文典三人則是辛卯年（1891年）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卯字號”的憶述，周文雖在公共文化領域里傳布頗為廣泛，影響也可謂長久，但僅就“卯字號”這一稱謂的公開提出而言，在時間上可能還并不能算是最早的。
胡適在劉半農追悼會上的
“卯字號”追憶
僅就筆者所見所知，由“卯字號”中的兩老三小五只“兔子”，自己來公開披露這一稱謂者，憶述這一逸聞者，時間上可稱最早者，恐怕還是那個公共活動最為活躍，公開發表個人言論最多的“小兔子”胡適。
說起來，關于“卯字號”的公開披露，最早可能出現在1934年“小兔子”劉半農的追悼會上，由另一個“小兔子”胡適沉痛無比地現場宣講出來。時為1934年7月，劉半農在內蒙古一帶進行考古和調查方言時被傳染“回歸熱”，返歸北平后病逝，靈柩暫厝地安門外嘉興寺。約三個月之后，10月14日，由北大主辦，有眾多北大同仁參與的劉半農追悼會，在北大二院舉行。在當年南北各地眾多報刊之中，報道此次追悼會者為數不少，其中由天津益世報館發行的《磐石雜志》，報道內容最為翔實。
當年年末，該雜志第二卷第十二期上，刊發了一篇《劉半農先生追悼會概述》，全文字數約達四千字之多。其中，胡適在追悼會上的致辭內容，特別生動感人，值得細讀一番：
胡適之報告略謂：“當我同半農先生初來北大時，那是民國六年，記得常在二院前‘卯字號’房內，同幾個朋友談天，今天在這朋友們的挽聯中，還有提到‘卯字號’的，現在想起當時的情形，實為之傷感。所謂‘卯字號’者，因為我與半農，均系‘辛卯’年生人，而那年在北大同人中，辛卯年生的，還有好幾位。陳獨秀等也是辛卯年生，比我們大一循。所以當時有老兔子，小兔子之稱。陳獨秀等是老兔子，我與半農等是小兔子。我們幾個人，好在一地兒談天，所以就有人將我們談話所在房子，叫做‘卯字號’，這是卯字號的由來。這是民國六、七、八年時的事情。”
顯然，無論是“老兔子”還是“小兔子”之說，胡適都在致辭中確切地予以了回應，且“卯字號”的稱謂來由，也明確地予以了說明，那就是：
我們幾個人，好在一地兒談天，所以就有人將我們談話所在房子，叫做‘卯字號’，這是卯字號的由來。
這樣的說明，與十余年后周作人《紅樓內外》一文中所稱“不知什么緣故”，還是有著較大差異的。或因本即是“卯字號”里老小“兔子”中的一個，親歷親為了這段“掌故”，胡適在沉痛悼念另一個英年早逝的“小兔子”時，清楚明白地現場宣講出了這樣的致辭來。至于致辭中提到的“今天在這朋友們的挽聯中，還有提到‘卯字號’的”云云，實指周作人當時赴會送呈的挽聯：
十七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從“卯字號”。
廿余日馳騁大漠，歸來竟作丁令威。
劉半農、陳獨秀、朱希祖……
“卯字號”傳奇漸次落幕
關于北大“卯字號”的傳奇因緣，隨著那一幫都是“卯年”生的北大學者，那一群老老小小生肖都屬“兔”的北大學者各自嶄露頭角，在20世紀上半葉里不斷為世人所樂道。對這一傳奇因緣稍有了解者，不免都要在那茶余飯后的談資里，評頭論足一番。
不過，這些口口相傳或是見諸報端的公共評述，其內容并沒有什么太多新意，也沒什么更新的歷史信息，大多皆是襲用前述胡適、周作人等“卯字號”中人所曾憶述過的內容罷了。
時至1949年3月19日，上海《立報》刊發了一篇題為《胡適之是小兔子》的短文，再度將“卯字號”里老小“兔子”的故事復述了一遍，只不過有感于歲月如梭，時過境遷，文末有感嘆稱：
我那胡博士已不是小兔子，也該成為老兔子。
的確，當時已出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已近花甲之年，“卯字號”里那段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豪壯歲月，已成過眼云煙，不堪回首了。畢竟，“卯字號”的稱謂及其存在，此時已過去了整整三十年，豈止是青春不再，那一幫老小“兔子”中有不少已不在人世。
先是“小兔子”劉半農因染惡疾，于1934年7月即英年早逝；后有“老兔子”陳獨秀，又于1942年5月，在重慶江津于貧病交加中，溘然長逝。緊接著，另一個“老兔子”，一代史學大家朱希祖，也于1944年7月，在學務與治學的繁重操勞中，亦病逝于重慶。
就這樣，當年“卯字號”里五個老小“兔子”，已去其三，僅存留下來了隨西南聯大遷至云南昆明，隨后又因故未能隨清華大學復員，不得不留在云南大學任教的劉文典；還有即當時已經飛離北平，正在準備赴臺灣安置家屬的，已經不再是“小兔子”而為“老兔子”的胡適了。
看來，那“卯字號”的故事與記憶，至此已漸趨黯淡，終將歸于落寞了。
“北大由三個兔子而成名”之說
隨著時光流逝，“卯字號”傳奇的漸次落幕，隨著由“小兔子”已成為“老兔子”的胡適，于1962年2月病逝于臺灣，最終畫上了令世人欲說還休的句號。
不過，隨后出現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說法，“北大由三個兔子而成名”之說，似乎又要將“卯字號”的傳奇故事，重新演繹于新時代的歷史舞臺之上。這一說法，出自曾親歷“五四”運動，后來成為著名教育家、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的許德珩。這一說法，就出現在許氏所撰《回憶五四運動》一文中：
這時胡適還想方設法用蔡元培、陳獨秀的名氣來抬高自己。他說北大是由三個兔子而成名的，一個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屬相，卯是屬兔的），一個是中兔子陳獨秀（陳生于清光緒五年己卯，也是屬兔的）；一個是小兔子即胡適自己（胡生于清光緒十七年辛卯，也是屬兔的）。一時傳為笑談。
應當說，這一說法豐富與充實了北大“卯字號”中人的自述，將“卯字號”的人脈與時代格局進一步拓延，將無論從個人年齡、社會資歷、歷史地位都更可稱為“老兔子”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給“挖”了出來。這樣一來，后邊的論資排輩則順理成章，那“中兔子”陳獨秀，“小兔子”胡適的序列，也就呼之欲出了。
可以說，無論胡適當年是否曾親口說過，或曾在某篇文章里提到過“北大由三個兔子而成名”之說，也無論這樣老、中、小的“三個兔子”排序之法，是否曾由胡適肇始而為，許德珩的這一番憶述的確予人印象深刻，頗能令人耳目一新。
蔡元培逝世后
陳獨秀發表感言
無獨有偶，就在蔡元培病逝后不久，已悄然隱居在重慶江津，閉門著書、不問世事的陳獨秀，寫成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交付南京《中央日報》，于1940年3月24日發表。此文末尾兩段總結性的表述中，連續兩次將蔡元培、胡適與他自己相提并論，不但充分反映了他們這“三個兔子”曾經親密無間的情誼，更從歷史親歷、事件親為者的角度，進一步坐實了“北大由三個兔子而成名”之說。
文中在提及根本反對祀孔尊孔與一味道德說教的思想立場時，陳獨秀表示這樣的立場蔡、胡二人與其是高度一致的，文中這樣寫道：
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我敢說蔡先生和適之先生在這兩個問題上和我的意見大致是相同的；適之還活著，人們不相信可以去問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認為我這話是死無對證信口開河。
除了在某些思想立場上的高度一致之外，陳獨秀在文末還特別強調了“五四”運動與“三個兔子”的重大關聯，并以此作為對社會各界的一次總結性質的回應。且看原文如下：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于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為蔡先生紀念！
顯然，陳獨秀八十余年前的這一總結性表述，對后世看待這“三個兔子”對“五四”運動以及北大參與其中的那段歷史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都有著相當重要的佐證與參考價值。這一總結性表述，雖然還沒有直接歸納出“北大由三個兔子而成名”之說，但恐怕比數年之后的許德珩晚年憶述，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還更有社會影響力一些罷。
事實上，雖然并非北大“卯字號”中人，卻對“卯字號”中人有著至為關鍵的感召之力的“老兔子”蔡元培，早已被公認為北大歷史上最負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校長。至于“北大由三個兔子而成名”之說，是否能令時人及世人皆表認同，這并非本文所要關注并能予以確切解答的問題了。無可否認的是，關于北大在“五四”運動前后的那段歷史，確實與這“三個兔子”有著莫大的干系。
◎文并供圖/肖伊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