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養犬問題的核心，仍是治理能力不足與高速城市化進程中寵物犬數量不斷增加的矛盾。
一些地方已經將中華田園犬從禁養目錄中刪除。圖/IC photo
文 | 宋金波
據澎湃新聞報道，針對網民關于“將中華田園犬移出長沙危險犬只目錄”的建議，長沙市公安局日前回復，中華田園犬在長沙市2006年就已被列為禁養品種，將會同農業農村部門及相關行業協會，對此問題進行研究。
中華田園犬近兩年的“解禁”之路走得穩健。2019年深圳宣布中華田園犬、英國斗牛犬被移出禁養烈性犬名單；2020年，《合肥市養犬管理條例》頒布，中華田園犬已從禁養名錄中刪除；同年，吉林四平將中華田園犬移出禁養犬名單，理由是“考慮民意”。
嚴格來說，從生物、習性特征等條件評價，中華田園犬并不具備整體列入烈性犬的條件。基因不穩定可能會導致小部分個體出現接近于烈性犬的標準，但大部分中華田園犬是“躺槍”無疑。
中華田園犬當初列入禁養烈犬名錄，算是“以部分取其余”，是擴大管理面的做法，甚至也可以說是一定程度的“加碼”。
這種情況，局中者以為是“誤傷”，自無不可。但“擴大”“加碼”，也都有當時的客觀因素，即所謂“管理的現狀和需要”。諸如大政策環境形勢緊迫，或民意要求，或技術、資源限制，無法通過其他層面精細化管理達成目標，只能采取擴大管理面這種“簡單粗暴”的辦法。
而有些時候，這種“簡單粗暴”不但可以理解，且不得不然。重要的是適時調整，及時規范。
具體到養犬政策，城市養犬問題由來已久，諸多矛盾雖然涉及方方面面責任，核心問題，仍是治理能力不足與高速城市化進程中寵物犬數量不斷增加的矛盾。
總的來說，目前我國城市養犬政策是“低門檻進入低標準管理高標準立法”。結合很多養犬導致沖突的新聞來說，如果嚴格按照現有相關法律執法，那么很多不文明養犬行為即使不杜絕，至少會大幅減少。
但因為主觀、客觀因素，乃至法律體系長期的偏好影響，大部分問題是沒辦法嚴格、較真地將法律程序走完，因此出現了一些規定既無法震懾不文明養犬行為，也無法激勵社會普遍參與的現象。
反過來，這種“執法無力”的觀感，又直接促使立法者傾向于將立法的門檻提升，如擴大“黑名單”等。當然，這也會讓“違法”的概率較之前更高了。立法與執法在這里并沒有體現出良性循環。無論因為民意還是其他，在“兩可之間”的中華田園犬，大概就是這樣被整個放進了“黑名單”。
對比一下其他國家的經驗，公開數據顯示，一些發達國家民眾養犬數量并不少，也幾乎沒有針對特定狗種的禁止令，但犬患問題其實不算多。其根本原因是，他們對養犬管得更嚴，毫不寬容。
比如，一些國家的公寓不準養犬；一些國家則規定，居民區內犬吠超過三聲，狗主人就要受到相關法律的懲罰。這就是著名的“三吠”原則。
不難發現，“黑名單”的擴大化，必然與治理能力的不足或精細化程度不夠有關。當“黑名單”開始“縮小”，不妨理解為體現了治理現代化、精細化的意愿。至少可以說，地方有關部門將對精細化治理有了更高要求。
從這個角度去看，一些省份讓中華田園犬逐步“退出”禁養名錄的做法，其實是值得肯定的。當然，對于個別網友說的“將中華田園犬封為國犬”等建議，倒也不必理會，一笑而過即可。
撰稿 / 宋金波（專欄作家）
編輯 / 馬小龍
校對 / 劉軍
